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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1331.com】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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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蒋经国坦白:我们为何割走外蒙古

2016-06-28 23:05:00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本文系蒋经国对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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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
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
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
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
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
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
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
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
‘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
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
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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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
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
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
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
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
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
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
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
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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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
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
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
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
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
“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
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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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
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
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错失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还有机会收回外蒙古吗?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
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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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

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

台湾“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全图》,因为蒙古国还在版图之中,中国的轮廓是“秋海棠”而非“雄
鸡”;此外,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
员会”,竟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在台湾被争议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

台湾民间“深蓝”人士的“大中华情结”就更为浓重,撰文渴望蒙古回归者大有人在,大陆逐渐发酵的“外蒙古回归”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响的结果。

www.1331.com ,台湾在蒙古国问题上的尴尬,源于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拒不承认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指控蒙古独立乃是1949年“共匪卖国”的结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则严密考证,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是真正“割让蒙古”的罪魁祸首。

两个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间言及蒙古国独立,便搅起“到底是国民党之责还是中共之责”的无休争议。那么,蒙古独立到底有怎样的复杂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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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承认蒙古独立的是非

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的分离独立,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约
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

此时,国共双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敌对之势已成。对于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对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且在国民党对条约“执
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还大加挞伐。盖两党都有苦衷,中共的处境还更为尴尬—当时,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一方面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
挠回收,同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很多承诺都没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
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冲砸。

关于外蒙独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的郭沫若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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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
所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

从统治者角度,开疆拓土是伟业,护国守土是功绩,这个常识中外古今执政者都明白,国共两党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举,只是都对苏联莫可奈何。

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则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业成功绝对离不开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面对被自己尊称为党和人民的“导师”、“慈父”、“大元帅”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问题上做此表态实非得已。

虽然国民党定义自身是民族主义政党,中共定义自己是国际主义政党,并完全支持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但随着中共向执政党地位的靠近,也越来越顾及到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1949年初,毛泽东试探性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然后加入中国的问题,对方答道: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
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谁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
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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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且与北京建交,属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1952年,国际冷战格局定型,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国民党政府遂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

尽管对于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国共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有差异,但事实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后;首个中苏条约,国民党被迫签署,中共无奈赞同,各有各的苦衷。

战后承认蒙古独立,当时中国无论任何人任何集团执政,均无力挽回,除非斯大林放弃。所谓“正式承认”,对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只是在国际上履行一个“手续”。

当时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斯大林最致命的撒手锏,是其以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中国内部政治问题为要挟。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危机重重,对内则面临经济
崩溃、随时有内战爆发的可能,对外则无法想象中国以一农业国的实力如何与世界第二强的苏联抗衡。更致命的是,唯一可以制约苏联的美国,早在此前即在《雅尔
塔密约》中,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无数国家的命运。因协定内容未知会其他当事国,又称《雅尔塔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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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英美为减轻损失,使苏联及早对日宣战,牺牲了中国利益。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海滨省和西伯利
亚相连。在罗斯福的反对下,这一要求被改为外蒙“维持现状”,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由苏联优先使用,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并
规定,这些内容要获得蒋的“同意”,由罗斯福向蒋转达。

【www.1331.com】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斯大林的地缘战略,是使苏联周边不能出现“敌对国家”,也就是说苏联需要一个漫
长的战略缓冲带。而在其缓冲带内的地区,办法有二,一是将其并入苏联,二是使其成为“卫星国”,以保障苏联“安全”。在不确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情况下,斯大
林就是依此原则,强迫外蒙独立,同时在新疆策划“东突”闹事、索要东北权益。

蒋介石在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已预估苏联会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诉求。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获悉了部分内容。

蒋初闻这些内容时愤怒不已,但还抱一线希望,由于不知美国真实态度,以为还可与美国结成盟友来牵制苏联。然而,罗斯福已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签字。罗斯福本来良心亏欠,欲正式告知蒋,却于4月12日病逝。

继任的杜鲁门是《雅尔塔协议》的忠实执行者,对蒋也从无好感,蒋介石联美制苏的想法根本无从谈起。蒋告诉美方,苏联进入远东及中国,将损及美国利益,但杜鲁门认为,只要督促苏联及各国落实《雅尔塔协议》,战后即可相安无事。

中国方面只得在6月启动独自对苏谈判,蒋介石令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首席翻译奔赴莫斯科。此后的“虎羊谈判”中,美国一直恪守中立,除了催促中国
签字之外,不愿卷入其中。斯大林则狮子大开口,要求远远超出《雅尔塔协议》内容。比如协议同意“外蒙保持现状”,中国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权,斯大林则直接提
出外蒙必须“独立”;协议规定苏联只获得旅顺军港租借权,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权一并吞下,还要求旅顺以南100公里内的岛屿中国不得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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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8年抗战,就为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国土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

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虽做出部分让
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的外蒙权益,以换取现在尚可挽回之利,乃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斯大林则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为苏联早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商谈疆界。

谈判最后阶段的8月9日,苏军已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宋子文、蒋经国等大多数代表认为,如纠缠疆界问题再不赶紧签约,苏军控制东北后,斯大林胃口只会更
大,认为不必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外交部长王世杰虽不赞同,但无法说动大家,最后只得与宋子文拟电向蒋要求“授予宜机行事之权”。

斯大林要求国民党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蒋介石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

来源:人民网>>文史,本文摘自《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邢和明着,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和蒋经国等。当天,双方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谈,而且气氛也相当友好,“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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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文史,本文摘自《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邢和明着,人民出版社出版

雅尔塔会议

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和蒋经国等。当天,双方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谈,而且气氛也相当友好,“苏联欢迎礼节极隆重”。宋子文强调,中苏关系对中国特别重要,因此,恢复中国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实为重要”。斯大林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是新人在位。以往,俄国同日本结盟以瓜分中国,现在,“俄国欲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
但是,7月2日的会谈就显得十分紧张了。据当事人回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道:“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说“只知道大概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了外蒙古问题。他直言不讳:外蒙古要求独立,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不打算吞并外蒙古,亦希望中国准许外蒙古脱离。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是,现在为苏联国防着想,不得不在外蒙古驻军。以往日本曾试图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盼望外蒙古能独立并且同苏联结盟,以保障苏联领土安全。斯大林还声称,如果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得不到满足,这次会谈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
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在会谈中不准备着重讨论外蒙古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目前可以不向苏联提请商议外蒙古问题,希望斯大林亦不提这个难题。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宋子文认为斯大林没有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外蒙古,因为这样做将会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如果割让外蒙古,中国人民对政府将失去信仰。
关于旅顺问题,斯大林出于“顾念中国政府地位”的考虑,同意不用租借方式,由中苏共管使用,期限为45年。他表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只限于干线,平时不运送军队。斯大林还提出,铁路也由中苏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为45年。
双方还讨论了国共两党问题。宋子文强调,国民党政府愿在军权、政权统一之下,容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领导权属于国民党,而且不能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表示同意,他说,以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容纳中国共产党,将难以克服其困难。斯大林声明,这是为中国利益着想,并非有意袒护任何党派。
当天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从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来看,双方在东北三省问题上“比较满意”,但“外蒙问题则成僵局”。
由于宋子文的强硬态度,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斯大林未能迫使中方接受他的要求。事后,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中国人民虽然知道中国目前不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但是,如果某个政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事后,宋子文讯问哈里曼,罗斯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如何,他请哈里曼立即致电华盛顿询问美国政府的实际看法。
可是,美国的回答使宋子文有些失望。7月4日,杜鲁门通过国务卿贝尔纳斯电告哈里曼,美国在目前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但哈里曼可以“非正式地”向宋子文说明他的了解: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
由此可见,美国在这个问题显得小心翼翼,不愿意刺激莫斯科,所以它的解释实际上偏向于苏联。杜鲁门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还说:只限你一个人知道:“我们对现状的了解是,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至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美国政府,按照1922年的九国公约,一向谨慎地没有丝毫表示,它认为中国边远的属地,如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地位。”
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蒋经国以私人名义拜访了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道: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解释说,中国抗战七年,就是为了要把失去的土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里,反而把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那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中国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俄国”。

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和蒋经国等。当天,双方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谈,而且气氛也相当友好,“苏联欢迎礼节极隆重”。宋子文强调,中苏关系对中国特别重要,因此,恢复中国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实为重要”。斯大林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是新人在位。以往,俄国同日本结盟以瓜分中国,现在,“俄国欲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

斯大林很不客气地说,你要知道,“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蒋经国反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假如有一支军事力量,从外蒙古进攻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对于斯大林的担忧,蒋经国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苏联如果参加对日战争,日本打败之后,它就不会东山再起了,也就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并以此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你担心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除了日本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并不赞同蒋经国的解释,他说,虽然日本打败后,不会重新占领外蒙古并进攻苏联,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会起来。他甚至称,条约是靠不住的。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但是,只要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会谈中,斯大林坚持“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他还为此辩解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但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这样做。而这个所谓第三个力量,实际上就是指美国。
7月5日,蒋介石看过宋子文的电报后得知斯大林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否则达不成协议。经再三考虑,蒋介石意识到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志在必得”,决不是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的方式能够满足其欲望的。如果不答应斯大林的要求,那么“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况且,外蒙古“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果只为虚名,而受其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
于是,蒋介石已不再犹豫了,于7月6日致电宋子文,明确了国民党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原则。他表示,如果东北与新疆问题“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那么“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他还提出三项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即: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干线可同苏联共同经营而不是双方共管;第二,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地区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军令政令必须归国民党中央。
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希望由“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解决”,如果外蒙古人民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之后。现在只是作为对苏联的承诺,“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说,如果苏联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并且对内切实统一,中国政府“可忍此牺牲”。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委托赫尔利将上述条件转告了杜鲁门,并且声称,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由于蒋介石的让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斯大林接受蒋介石的“折衷方案”,终于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而“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
……

但是,7月2日的会谈就显得十分紧张了。据当事人回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道:“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说“只知道大概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蒋介石得知后,感到苏联提出的条件比沙皇1896年的条件更为苛刻,“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对苏交涉要点,尤其强调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关于旅顺、大连及铁路问题。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事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港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许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旅大以外区域中国所派主要行政人员应得苏联同意一节,中国决不能承认;中东南满铁路苏联恢复权益的相关产业应以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建筑物为限,其土地应归中国所有;沙皇时代在铁路沿线开采的煤矿及森林不包括在内;重申中东南满铁路平时不能运兵。关于中共问题,苏方所作的承诺应列入谈话记录;苏联不仅不能向中共提供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等方面亦不得支持中共。条约签订之后,苏方应发表宣言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主权与行政完整。
在当天举行的谈判中,斯大林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中方必须作出让步,在相关的声明中说明外蒙古人民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的独立愿望。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二三个星期开始撤军,二个半月撤完。
至此,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外蒙古边界、中东铁路所有权、苏联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以及铁路董事长局长人选等。由于若干问题已“圆满解决”,所以,当天的谈判显得“稍见和洽”。
两天之后,即7月13日,中苏谈判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返回重庆同蒋介石进行磋商。随后,蒋介石通过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中国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但由中苏军事委员会联合使用旅顺港的事宜,中国行政人员的任命,“不能先征得苏方同意”。大连作为东北的主要港口,“须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而且,“大连以及由长春至大连之铁路不得划入军事区”。
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中国有宗主权”,所以,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国民党中央对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结果,苏联方面提出外蒙古问题,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一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牺牲太大,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都会反对”。7月19日,蒋介石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明确表示,为了让苏联保证中国东北主权完整,帮助他解决中共和新疆问题,他才有可能“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
鉴于中方在满足苏联条件方面“已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担心斯大林还会提出使他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向斯大林施加一点压力。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你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作出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在同斯大林会晤时,“向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致中方不得不考虑日本投降对中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协定,一旦苏军占领东北,斯大林就会更加强硬。此时,美国已经放弃了在中苏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的立场,认为宋子文提出的方案符合雅尔塔协定,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再强迫中方让步。同时,杜鲁门要求斯大林不得强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尤其不要把大连划入苏联军事区。
……
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到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这部分领土在1911年前属于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又划归新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把这一地区划入外蒙古。1944年阿尔泰地区发生暴动,并且引发了边界纠纷。因此,中方不能不考虑到,苏联有可能将这一地区视为外蒙古的一部分。于是,中方只好拿出1926年苏联出版的外蒙古地图作证。

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了外蒙古问题。他直言不讳:外蒙古要求独立,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不打算吞并外蒙古,亦希望中国准许外蒙古脱离。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是,现在为苏联国防着想,不得不在外蒙古驻军。以往日本曾试图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盼望外蒙古能独立并且同苏联结盟,以保障苏联领土安全。斯大林还声称,如果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得不到满足,这次会谈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

斯大林在会谈中曾推测过中方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分边界要求收回已作出承认外蒙古的要求,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斯大林坚持认为,外蒙古边界十分清楚,25年来,外蒙古同新疆的边界一直没有发生纠纷,因而拒绝了宋子文提出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堪定外蒙古边界的提议。斯大林还向中方施加压力,重新提出关于立即承认外蒙古的要求。他甚至说,如果中国再纠缠外蒙古边界问题,内蒙古的疆界将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斯大林还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
尽管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以及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据王世杰分析,斯大林始终没有拿出苏方地图,原因在于:一是苏方预计其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中方可能不会接受;二是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古,现已成苏联的一个属国。但王世杰认为,苏方这种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
此时,苏军已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8月1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但是,蒋介石一连两次回电坚持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堪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王世杰“抱定此决心与态度”,即使停止谈判,“亦所不恤”。宋子文、王世杰在商量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还谈论堪界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了,遂于8月12日致电蒋介石:中苏条约必须缔结,“倘再迁延,恐易引起意外变化”,对于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可否授权权宜处置”。王世杰在电报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中方要求先堪界,而后承认外蒙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外蒙古问题谈判毫无结果,王世杰感到“不胜惶恐”。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间关系,保证苏军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的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8月13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王世杰,准其“权宜处置”。
……
在8月13日至14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宣布,蒋介石同意承认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这样,中苏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
……
8月14日,中苏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四个附件。
……
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下列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
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还坦言,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感到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曾洋洋得意地说:“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

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在会谈中不准备着重讨论外蒙古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目前可以不向苏联提请商议外蒙古问题,希望斯大林亦不提这个难题。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宋子文认为斯大林没有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外蒙古,因为这样做将会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如果割让外蒙古,中国人民对政府将失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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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顺问题,斯大林出于“顾念中国政府地位”的考虑,同意不用租借方式,由中苏共管使用,期限为45年。他表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只限于干线,平时不运送军队。斯大林还提出,铁路也由中苏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为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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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还讨论了国共两党问题。宋子文强调,国民党政府愿在军权、政权统一之下,容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领导权属于国民党,而且不能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表示同意,他说,以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容纳中国共产党,将难以克服其困难。斯大林声明,这是为中国利益着想,并非有意袒护任何党派。

当天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从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来看,双方在东北三省问题上“比较满意”,但“外蒙问题则成僵局”。

由于宋子文的强硬态度,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斯大林未能迫使中方接受他的要求。事后,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中国人民虽然知道中国目前不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但是,如果某个政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事后,宋子文讯问哈里曼,罗斯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如何,他请哈里曼立即致电华盛顿询问美国政府的实际看法。

可是,美国的回答使宋子文有些失望。7月4日,杜鲁门通过国务卿贝尔纳斯电告哈里曼,美国在目前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但哈里曼可以“非正式地”向宋子文说明他的了解: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

由此可见,美国在这个问题显得小心翼翼,不愿意刺激莫斯科,所以它的解释实际上偏向于苏联。杜鲁门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还说:只限你一个人知道:“我们对现状的了解是,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至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美国政府,按照1922年的九国公约,一向谨慎地没有丝毫表示,它认为中国边远的属地,如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地位。”

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蒋经国以私人名义拜访了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道: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解释说,中国抗战七年,就是为了要把失去的土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里,反而把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那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中国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俄国”。

斯大林很不客气地说,你要知道,“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蒋经国反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假如有一支军事力量,从外蒙古进攻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对于斯大林的担忧,蒋经国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苏联如果参加对日战争,日本打败之后,它就不会东山再起了,也就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并以此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你担心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除了日本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并不赞同蒋经国的解释,他说,虽然日本打败后,不会重新占领外蒙古并进攻苏联,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会起来。他甚至称,条约是靠不住的。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但是,只要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会谈中,斯大林坚持“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他还为此辩解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但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这样做。而这个所谓第三个力量,实际上就是指美国。

7月5日,蒋介石看过宋子文的电报后得知斯大林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否则达不成协议。经再三考虑,蒋介石意识到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志在必得”,决不是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的方式能够满足其欲望的。如果不答应斯大林的要求,那么“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况且,外蒙古“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果只为虚名,而受其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

于是,蒋介石已不再犹豫了,于7月6日致电宋子文,明确了国民党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原则。他表示,如果东北与新疆问题“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那么“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他还提出三项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即: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干线可同苏联共同经营而不是双方共管;第二,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地区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军令政令必须归国民党中央。

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希望由“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解决”,如果外蒙古人民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之后。现在只是作为对苏联的承诺,“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说,如果苏联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并且对内切实统一,中国政府“可忍此牺牲”。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委托赫尔利将上述条件转告了杜鲁门,并且声称,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由于蒋介石的让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斯大林接受蒋介石的“折衷方案”,终于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而“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

……

蒋介石得知后,感到苏联提出的条件比沙皇1896年的条件更为苛刻,“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对苏交涉要点,尤其强调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关于旅顺、大连及铁路问题。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事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港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许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中苏互助同盟期限定为30年。旅大以外区域中国所派主要行政人员应得苏联同意一节,中国决不能承认;中东南满铁路苏联恢复权益的相关产业应以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建筑物为限,其土地应归中国所有;沙皇时代在铁路沿线开采的煤矿及森林不包括在内;重申中东南满铁路平时不能运兵。关于中共问题,苏方所作的承诺应列入谈话记录;苏联不仅不能向中共提供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等方面亦不得支持中共。条约签订之后,苏方应发表宣言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主权与行政完整。

在当天举行的谈判中,斯大林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中方必须作出让步,在相关的声明中说明外蒙古人民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的独立愿望。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二三个星期开始撤军,二个半月撤完。

至此,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外蒙古边界、中东铁路所有权、苏联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以及铁路董事长局长人选等。由于若干问题已“圆满解决”,所以,当天的谈判显得“稍见和洽”。

两天之后,即7月13日,中苏谈判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返回重庆同蒋介石进行磋商。随后,蒋介石通过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中国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但由中苏军事委员会联合使用旅顺港的事宜,中国行政人员的任命,“不能先征得苏方同意”。大连作为东北的主要港口,“须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而且,“大连以及由长春至大连之铁路不得划入军事区”。

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中国有宗主权”,所以,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国民党中央对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结果,苏联方面提出外蒙古问题,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一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牺牲太大,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都会反对”。7月19日,蒋介石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明确表示,为了让苏联保证中国东北主权完整,帮助他解决中共和新疆问题,他才有可能“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

鉴于中方在满足苏联条件方面“已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担心斯大林还会提出使他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向斯大林施加一点压力。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你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作出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在同斯大林会晤时,“向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致中方不得不考虑日本投降对中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协定,一旦苏军占领东北,斯大林就会更加强硬。此时,美国已经放弃了在中苏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的立场,认为宋子文提出的方案符合雅尔塔协定,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再强迫中方让步。同时,杜鲁门要求斯大林不得强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尤其不要把大连划入苏联军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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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到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这部分领土在1911年前属于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又划归新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把这一地区划入外蒙古。1944年阿尔泰地区发生暴动,并且引发了边界纠纷。因此,中方不能不考虑到,苏联有可能将这一地区视为外蒙古的一部分。于是,中方只好拿出1926年苏联出版的外蒙古地图作证。

斯大林在会谈中曾推测过中方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分边界要求收回已作出承认外蒙古的要求,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斯大林坚持认为,外蒙古边界十分清楚,25年来,外蒙古同新疆的边界一直没有发生纠纷,因而拒绝了宋子文提出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堪定外蒙古边界的提议。斯大林还向中方施加压力,重新提出关于立即承认外蒙古的要求。他甚至说,如果中国再纠缠外蒙古边界问题,内蒙古的疆界将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斯大林还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

尽管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以及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据王世杰分析,斯大林始终没有拿出苏方地图,原因在于:一是苏方预计其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中方可能不会接受;二是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古,现已成苏联的一个属国。但王世杰认为,苏方这种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

此时,苏军已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8月1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但是,蒋介石一连两次回电坚持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堪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王世杰“抱定此决心与态度”,即使停止谈判,“亦所不恤”。宋子文、王世杰在商量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还谈论堪界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了,遂于8月12日致电蒋介石:中苏条约必须缔结,“倘再迁延,恐易引起意外变化”,对于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可否授权权宜处置”。王世杰在电报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中方要求先堪界,而后承认外蒙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外蒙古问题谈判毫无结果,王世杰感到“不胜惶恐”。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间关系,保证苏军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的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8月13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王世杰,准其“权宜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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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3日至14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宣布,蒋介石同意承认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这样,中苏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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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中苏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四个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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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下列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

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还坦言,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感到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曾洋洋得意地说:“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

文章来源历史说www.lishiq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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